揭秘:司马道子和晋孝武帝司马曜是什么关系?

自从司马道子接掌了谢安的辅政大权,孝武帝司马曜就益发变成了一个酒鬼,最终因酒误国,还误了卿卿性命。皇帝司马曜“溺于酒色”,尤其喜欢夜宴,“殆为长夜之饮”。如此逍遥醉乡“不亲万机”,并非因为他的皇弟司马道子辅政勤勉,为他分了负担,而是恰恰相反:亲王司马道子本身也是个酒鬼,兄弟俩终日纵酒酣歌为务,孝武帝“醒日既少,而傍无正人,竟不能改焉”。醉眼朦胧中,东晋江山社稷也就变得轻了。

司马道子与孝武帝司马曜为同母兄弟,都是简文帝司马昱与李贵人所生。哥哥十岁继承皇位,弟弟也是在十岁被封为琅琊王,“食邑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一户,摄会稽国五万九千一百四十户”。当年孔融十岁被评以“小时了了,大未必佳”,这句话看来还真不无道理。少年司马道子曾“以清澹为谢安所称”,年龄稍长,被拜为散骑常侍、中军将军,进而拜为骠骑将军。由于表现出色,又是皇上至亲,朝上公卿以“道子亲贤莫二”,奏请将他立为司徒,他百般谦让,“固让不拜”。后来“使隶尚书六条事,寻加开府,领司徒”,才逐渐担当起朝廷政务。这其间大概表面上仍中规中矩,谢安逝世后经朝议,孝武帝下诏称司马道子“体道自然,神识颖远”,可以像古时周公旦、召公奭那样负社稷之重,任命他一系列文武之职,他再次“让不受”。再后来,司马道子担任了太子太傅,连下一代皇帝的辅政大权也掌控在手了,公卿又奏请将他进位为丞相,他依然“并让不受”。其实,随着逐渐成年,司马道子的灵魂深处,早已由幼年时的“清澹”变得混浊不堪,他与王国宝暗地合伙排挤谢安的事实,便已说明一切。而一次次的谦让不拜,不过是实权在握后,向朝野众人作秀的欺世手段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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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时士大夫以清简旷达随性为风尚,朝廷高官亦争相附庸于此,所以司马道子推让职务,与皇帝哥哥纵酒高歌,非但不受质疑,反倒让他显得卓尔不俗,继续葆有“清澹”的雅誉。当时正是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的一个快速发展时期,以首都建康为中心兴起建庙崇法潮流,但那时的戒律并不十分严格,一些“姏姆尼僧”被召进宫中,与他们“尤为亲暱”。

司马道子将宫中搞得香烟缭绕、酒气冲天的同时,也巧妙地达到了一手遮天的目的。自他辅政以来,已是“势倾天下”,从中央到地方,不仅任用了王国宝、茹千秋一类奸佞之臣为其股肱,各地郡守长吏也“多为道子所树立”。司马道子近小人,远君子,“凡所幸接,皆出自小竖”,正如左卫领营将军许荣上疏所揭露的那样,各部门中的杂伇小厮、乃至“仆隶婢儿取母之姓者”都得到委任,用为郡守县令。这些人并不赴任,而是“带职在内”,又将地方事务委于当地的小吏手中,靠权力出租获得利益;宫中一些“僧尼乳母”也都借机“窃弄其权”,个个“竞进亲党,又受货赂,辄临官领众”。

有个名叫赵牙的优倡,以“赂谄”的手段成为获宠的佞幸嬖人,后被道子任命为魏郡太守。该郡是东晋政权为南迁的原北方魏郡流民设置的侨郡,紧邻首都建康,有沟通权宦的地理之便,赵牙于是继续施展他的“赂谄”手段,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,就地替司马道子“开东第,筑山穿池,列树竹木”,耗用金钱“钜万”。园林有山有水,占地广阔,司马道子“使宫人为酒肆,沽卖于水侧,与亲昵乘船就之饮宴,以为笑乐”。孝武帝受邀前来游幸,感到园中过于奢华,便对司马道子说:“府内有山,因得游瞩,甚善也。然修饰太过,非示天下以俭。”司马道子闻言“无以对,唯唯而已”,左右侍臣也都“莫敢有言”。等到皇帝还宫,司马道子对赵牙说:好险,若皇上知道园中之山是人工所筑,你肯定小命难保。赵牙早已参透他的心思,过后非但没有从俭,反而“营造弥甚”,将行宫建得越发奢侈。

茹千秋“本钱塘捕贼吏”,同样“因赂谄进”,由一个小警员一跃而为骠骑谘议参军。官既是买来的,得到的权力自然也可以再卖,他“卖官贩爵,聚资货累亿”,终于给司马道子惹了麻烦。司马道子“恃宠乘酒,时失礼敬”,不知不觉犯了君臣之讳;他长期专权擅政,孝武帝酒醉间歇也偶有所察。不久,吴兴县令闻人奭上疏,揭发司马道子幕僚茹千秋“衒卖天官”以及纵子贪赃等罪状,顺便将当时各地官场腐败、民不聊生的种种现实一并疏陈于上。孝武帝闻奏“益不能平”,深感问题严重,于是作出人事安排,将王恭、殷仲堪分别派往兖州、荆州两处军事要地,稳住地方;同时又将王珣、王雅等放在朝廷要位,目的是“以张王室,而潜制道子”。孝武帝驾崩后,正是这些人起兵向朝廷讨贼,迫使司马道子杀掉王国宝,实力大损,走向最终的败落。

孝武帝难得清醒了这么一回,终又回归醉乡。太元二十一年秋,孝武帝暴崩。《晋书·孝武帝纪》只说他当日酒后对所宠“年几三十”的张贵人戏言“汝以年当废矣”,傍晚便因醉暴崩于清暑殿。《资治通鉴》则说,张贵人闻言“潜怒”,当晚将殿内宦者统统灌醉并遣散,然后“使婢以被蒙帝面,弑之”。如此大案竟无人查问,不了了之。

皇帝哥哥因酒丧命不久,司马道子竟也因酒醉而丢了大权。孝武帝死后,那位“幼而不慧,口不能言,至于寒暑饥饱亦不能辨”的智障少年司马德宗继位,太傅司马道子自然也就成了事实上的摄政王。不久,发生了王恭等方镇势力进京讨逆事件,司马道子实力和威信都因此一落千丈。这时儿子司马元显已经长大,司马道子便索性“日饮醇酒,而委事于元显”,当了“甩手掌柜”。谁料这个野心勃勃的儿子见司马道子“朝望去之”,竟非要让他彻底靠边站,就在他一次大醉后,司马元显操纵智障傀儡晋安帝下诏,生夺了司马道子的朝政大权。结果,“道子酒醒,方知去职,于是大怒,而无如之何。”真是荒诞至极。

更要命的是,这位接班人司马元显也是一身的毛病,不仅生性苛刻,不纳忠言,且“自谓无敌天下”,骄侈日增。当时由于各地叛乱频仍,导致朝廷“军旅荐兴,国用虚竭”,文武百官的奉禄“自司徒已下,日廪七升”,到了朝不保夕的境地,而司马元显仍“聚敛不已,富过帝室”,还有谁能甘心为其役使?元兴元年,向来朝秦暮楚的北府军统帅刘牢之再度叛变,与反军首领桓玄合兵攻破京城。司马元显这时想起自己的老爹或许还有主意,于是奔入相府“问计于道子”。司马道子见大势已去,唯有“对之泣”。

桓玄控制朝政后,司马元显被送付廷尉治罪,“并其六子皆害之”。桓玄又以“道子酣纵不孝,当弃市”为名,通过朝廷下诏将他流徙到安成郡,其后他又被人暗中以毒酒鸩杀,时年三十九。智障的晋安帝于混沌中仿佛心有所感,“三日哭于西堂”,不久即被桓玄篡夺帝位。尽管桓玄很快被刘裕所败,安帝复位,但晋帝国的“国祚”基本已尽。据此,列传后面的“史臣曰”将司马道子定位为“晋之宰嚭”,实在不无道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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